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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雪终于在三天后停下脚步，我打算出院。审讯室里的十余天让我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这是1955年的一月，埃里克开车来接我，我回到了琴声。
车轮碾着道路上的积雪，下坡路不时打滑，埃里克开得很小心，脚始终浅浅地踩着刹车。我靠在副驾驶上，打着哈欠。车窗玻璃雾蒙蒙一片，埃里克问我能不能拿毛巾帮忙擦一擦前窗。
“你没有个老板的样子。”他说。
我有气无力地挪动身体，去擦挡风玻璃上的水汽，咯吱咯吱，毛巾在玻璃上发出滑稽的声音。
“你也没个员工的样子嘛。”我扔掉毛巾，朝后一躺，“你太正经了埃里克，你需要松弛一点。”
“现在松弛咱俩可以在这路上滑到易北河离去。”埃里克没好气地说。
我打了个哈欠，昨晚准备出院前萨连科把我折腾得够呛，当然，同时也爽得不行。在性这一方面我们很契合。我喜欢被他进/入，那种饱胀的疼痛、在不可抑制的颤抖中被拥入怀中的感觉，让我可以在清晰的存在之感中沉沦。不过昨晚，我严重怀疑他根本不想我出院，当爱过于浓烈时他就像变了个人，秉持某种物质主义思想，他把爱转化为行动，活似匹嗜血的狼把我啃得一干二净。当他双手箍住我的/腰时，我觉得自己快被钉/穿，任我怎么叫他都不会松手和停下动作。事后立即可怜兮兮地道歉，得到原谅后又背过头偷偷地笑，就像偷吃了糖果的孩子般小心翼翼啜饮那独属于他的甜蜜。
我说过，在他稳重的军官表象下，他喜欢玩一些小把戏。幸亏在冬天，我可不想让人看到我腰上那些斑驳的红痕。
“最近学习怎么样？”我纯属没话找话，但逗一逗埃里克这小子总是很有趣，他是个过于紧绷的年轻男孩，承担着父母寄托于他身上的美好愿景。“考上好大学，出人头地。”——埃里克说过，这样才能让父母从失去引以为傲的大儿子中的悲痛中走出来。
可家境贫寒又让他不得不外出打工，当时他来琴声应聘时，支支吾吾地只提了一个要求，允许他在闲暇时间看书。将近一年，这个当初拘谨的、沉默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管教”我这个老板了。他时常说我做的账不能看，当心被税务人员找上门。
“不怎么样，莉莉和你都不在，我要干的活儿太多。”埃里克转动方向盘，皮卡车拐弯，行驶在左岸滨河大道上。易北河岑寂无声，仿佛尚未从雪中苏醒。
“以后提拔你做餐厅经理。”我笑嘻嘻地说。
“你认真的？”埃里克瞪大了眼睛。
“怎么，不想当经理？”
“经理？老板，咱们餐厅总共只有四个人！我当经理管谁？你就是想压榨我的剩余价值，让我给你多干活儿，而你就可以当甩手掌柜，跟那个苏联人谈恋爱，我和莉莉都看出来了，你不是在医院里治疗，你是在医院里谈恋爱。”
我被他逗乐了，哈哈大笑，我越笑他脸越红，气急得皮卡车都在打滑。
“喂，说话要负责啊，什么榨取你的剩余价值，我又不是个资本家。”
“你想当资本家。”
他一副鬼精鬼精的模样，我乐得不行。回到餐厅，风铃叮铃叮铃，弗兰克连忙从后厨小跑出来。
“终于回来了，终于......”他激动地在围裙上搓手，拉住我的胳膊问我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说我恢复得很好，但就是还不能干重活儿，弗兰克现出犹疑不定的神色，忧心地说：“雪停了，过几天又有生意了，肉类库存不够，肉饼就没法儿做，没有奶酪，凝乳煎饼就跟不上。前几天还有客人要点柯尼斯堡肉丸子呢。”
“要求还真多。”我说。
“苏联人喜欢。”弗兰克憨厚地笑，“我还得学做几道俄国菜，他们爱在河滨闲逛。”
我思考了一阵，的确，得把货品跟上，太过消极的营业态度会让餐厅惹人怀疑，刚好罗伯特那边又不得不去一趟，事情得交接，还得说清楚。于是我打了个电话后对餐厅里看书的埃里克说，叫他明天和我一起去屠宰场。
“屠宰场？”他惊讶地问。
“怎么，不愿意去？”
“不，不是，我去做什么？”
“当然是搬货，你这小子，我们请不起别的工人。”
他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继续看他的书。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在楼下给皮卡车的轮胎套铁链子了。由于中午店里只剩下弗兰克，我给休假在家的莉莉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过来一趟。
“中午么？”她鼻音很重。
“没错，要会有客人来，弗兰克可不能招待。”
“埃里克呢？”
“他要和我出门，我给你加工资，亲爱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会来的，老板，我会的。”
我挂了电话，埃里克打我身边走过，他拿着铁锹，铲完雪后双手冻得通红。我叫他先上车试一下发动机，他瓮声瓮气地答应了一声。
弗兰克捧着杯热茶站在门口，鼻尖冻得通红：“埃里克是嘴硬心软的孩子，你在里面的时候，他跑去当初介绍你到捷克人那买酒的施耐德先生家里讨说法，可施耐德先生哪敢惹上这麻烦，对他闭门不见，埃里克就守在他餐厅门外闹，直到施耐德先生把他给狠狠削了一顿，他这个孩子心眼儿实，那天我把他带回来时，他一动不动，我和莉莉都以为他被打傻了。”
“施耐德打了他？”
“他闹得太过，要施耐德去史塔西作证，不然就不让他做生意。施耐德好说歹说没用，最后发生了口角。”
我看向正在尝试启动发动机的埃里克，厚实却破旧的棉服下是他瘦削的身板，两颊内陷，面色苍白，活似个苦修士。他长着副聪明样儿，性格却非常死心眼。皮卡车咔咔地启动起来，扬起一团尾气。他从车窗里朝我招手。
“路上积雪多，你们要小心开车。”弗兰克说。
我围上围巾，点了点头，“别担心，研究你的俄国菜吧！今天绝对带好货回来！”
这次我来开车，埃里克挪到了副驾驶上，帮我擦挡风玻璃。按理说带埃里克去屠宰场是个相当冒险的行为，但和罗伯特商量后，他说总是我一个人来过于刻意，偶尔带上员工还能避人耳目。
行车途中，埃里克似乎心情很好，他说他过几天要和莉莉去舞厅，圣母大教堂后出现了个年轻人都爱去的地下舞厅。
“她为此买了双新高跟鞋，否则我们过去会被看不起的。”
“你有买新衣服吗？”
“我，我没有。”他支吾道。
我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几张马克塞到了他手里。
“什么意思？”
“买几件新衣服，埃里克，男人得从里到外打扮自己。”
“我不需要。”他低下头，握住钱手足无措，脸颊爬上一片绯红。
“嘿，我这可不是施舍，这是付给你的报酬！我可是资本家，资本家要压榨你的，你今天给我好好搬货！”我在他胳膊上打了一拳。
他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嗫嚅道：“谢谢。”
我笑着扭动方向盘，清冽的空气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城市建筑逐渐远去时，我们便穿梭在白茫茫的林地中。当皮卡车开始在弯曲的泥泞道路上颠簸时，罗伯特的屠宰场就出现在视野里。我们下车后，罗伯特已经在大门口等待，而我所需要的肉品以及一台新的无线电都已装箱。
我简单检视了一下肉品，便叫来埃里克，“这些，这些，还有那个，都搬到车上去。”
埃里克朝我点点头，又瞅了一眼我身旁的罗伯特。
“你这个员工不错。”罗伯特笑眯眯地说，递给我一根烟，“但身板太弱，这对他来说太多了，你会把他累坏的。”
罗伯特戴上手套，走到埃里克身边，弯下腰帮他搬。埃里克红着脸说谢谢，罗伯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我可不会付你钱哦。”我靠在墙边吞云吐雾，笑着打趣贴心的罗伯特。
“诺伊先生，货款还是得付的。”罗伯特朝埃里克眨眨眼，两人合力抬起一个箱子，那箱子重得出奇，显然里面不是什么猪肉。罗伯特就像转移埃里克注意力似的开起了我的玩笑。
“你们老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店还没倒闭，全靠你们这些员工吧！”
“是......哦，不是......我不知道......”埃里克艰难地挪动步伐，抬起木箱摞在皮卡车上，因为过于用力脸憋得通红。罗伯特笑着拍了拍他肩上的木屑。
“好好干，以后自己当老板。”
“谢谢......”
“喂，埃里克，刚你还说我是资本家的，怎么？现在你也要当资本家啦？”我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他急得嘴不听使唤，罗伯特哈哈笑了两声，揉了揉他的头。
“好啦，去休息一会热吧，屋里有热茶，我再带你老板去后面林子里转转。”
“是啊，我们还需要柴火。”
埃里克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震惊，罗伯塔朝他挤眼：“放心，不要你搬，下回我给你们送去。”
仿佛了松口气，埃里克悻悻转身。罗伯特来到我身边，我们两人朝后面林地走去。总觉得有目光还落在我们身上，我回头，看见埃里克捧着杯茶站在窗前注视我们。这个距离，他听不到任何我们谈话的内容。我没并没有在意，和罗伯特聊起了这段疑点重重的经历。
罗伯特说他调查过，这里面瞧不出什么端倪，我似乎的确是被误伤。
“要知道，这片土地上什么人都有，那些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各个不好惹。他们又比我们熟悉苏联人的那一套。”罗伯特踩在一根木墩上，新鲜的切口被冰雪封冻，模糊了时光的年轮。显然，罗伯特没能有更多的线索提供给我，我说起站点的事情时，他的眼底流露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只是踢了踢木墩，说：“亨利有自己的决定。”
“谢谢你，罗伯特。”
“谢我什么？”
“一切，你知道，没有你的话，我们在德累斯顿没办法建立起站点。”
“那你作为站长得多加用心了。”
“我可不是什么站长。”我耸耸肩，老实说，我只是亨利私下招募的线人。尽管已经在中情局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我向来不愿意把自己划在某个集团、某个部门之下。
后来我们道别时，埃里克已经坐在皮卡车内了。
“路上小心，诺伊先生。”罗伯特双肘搭在车窗上，“你也是，你穿得太少了，孩子。”
埃里克拘谨地低头，罗伯特揉了揉他的脑袋，笑着和我挥手。车驶出屠宰场，后视镜中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的罗伯特化为了一个不甚清晰的黑点。埃里克叹息一声，说：“他真是个好人。”
“可不要这么快就被收买呀。”我笑着说。
埃里克拢了拢棉服，闭上眼睛，沉入假寐。起得太早，他似乎累了。于是我掐灭了烟，关上了车窗，想提高速度快点回到餐厅。结果刚出林子不久，就只听见咔哒两声，皮卡车颤动一阵，在路中央熄了火。
“怎么回事？”埃里克疑惑地问。
我探出头朝车后望了一眼，又尝试启动发动机，点不了火。
“该死，出问题了，我下车看看。”我跳下车，简单检查了一下就发现是积碳问题。大概是因为长时间缺乏保养，而且为了低调行事，这辆车也是个年代久远的旧货。
“滤清器？”埃里克凑近，说：“找人来修，快得很。”
“不行。”我摇头，说：“我可没那么多钱，再说积碳只需要清理干净就好。”
其实是考虑到车厢后的无线电，这玩意儿能把我们所有人都再送进去一回还出不来。好在车坏在市郊，要是在市中心，多少会因为影响公共交通被警察盘问一阵。幸运的是，后车座下有简易的工具箱。
修理工作并不困难，埃里克帮我打着下手。可勉强清理完过滤清器的积碳，多次启动仍不行，再次检修发现汽油泵也坏了。这可伤脑筋，因为这东西不能修，得换。因为气温低，工具缺乏，我俩冻得直哆嗦，手根本不听使唤。埃里克想去找人，我劝了又劝，他忍不住骂我是个葛朗台。我想尽办法把他按住，自己跑去附近的农庄，从农庄主的车上以高价卸下一个汽油泵，直到临近下午五点，我和埃里克差点冻成冰棍，车才再次启动。
天已经完全黑了，皮卡车载着猪肉和无线电、以及我们两个冻僵的人摇摇晃晃回到了琴声，远远的，不见灯光，不闻人声，空气中没有弗兰克那招牌的肉饼香气。当我推开门时，弗兰克于黑暗中低头坐在大厅里，花白的头发垂在额前，胳膊肘搭在临近的餐桌上，街灯渗进的黯淡光线中他的剪影在细微颤动。
他在发抖。
“弗兰克？”一股强烈的不好的预感从心底升起，我走到他面前，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营业？莉莉呢？”
仿佛回过神，弗兰克猛地打了个冷噤，当他抬头时，沟壑纵横的脸上泪水一片。他张了张乌青的嘴，看着我，声音就像是从撕裂的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莉莉，莉莉......莉莉她，她死了！”
我听到，身后埃里克后退一步，撞在桌上摔倒在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