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我不知道。自清也不知道，我敢肯定。”老人看着胡亮，花镜的眼镜片反射着光，胡亮看不清她的眼睛。
“那位北京的老友没说过此人是什么来头？”
“没有。只是在信上说，有人托他，他就托我们照顾一下，其实我们也没照顾，只是把他介绍到他要去的地方。”
“噢，是他要去江扶寨的？”
“什么寨，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满足了他的要求。”
“能把你们北京老友的情况告诉我们吗？名字、住址。”
“早走了。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在那里走了。据说，是在六十年代。唉，是个不错的人。”老人沉默了。老人的住宅是座清朝时的青砖大瓦房，院子里种着花草，几棵大树，蝉在上面唱着，里面是宽敞的大客厅，透着清凉的空气，保姆送上来的茶是真正的龙井，清香四溢，让空气变得醉人。明朝时代风格简约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图，是石涛的真迹。还有一幅郎自清用草书写的条幅：“宫门何如空门静，民心好比佛心明。”古老的时代在这里站住了脚，生活戛然静止在超尘脱俗的精神中。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样，这里充满了岁月的忧郁、惆怅和虚无。
“他老人家也信佛？”古洛指了指条幅说。
“信过。只能说是信过，但后来又入世了。我是随他怎么都行，其实，佛是最伟大的。”老人抬头看看古洛，镜片后面的眼光闪着认真严肃的光。
乌正人老了，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不是害怕那个不孝的儿子，也不是畏惧那个情敌，只有老婆才怕那个人呢。他怕的是做梦，因为每次在梦中他都能看到老婆，那个年轻时白净、美丽的女人，为了她，他离了婚，并通过父亲的世交，一个画画写字的民主人士，找到市长，把女人办进了中原市。
之后，两个人生活得很好，孩子虽然粗野，但他还是让他上学，还准备着让他考大学。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一切，他由于家庭关系和宣传封资修，被文联斗争，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个搞文艺的，一个戏剧编剧。后来，他又被关进了牛棚。在这种困难时刻，是最能考验人的，这些人是朋友、熟人、同事还有家人等等，就是一个人在社会这个网络里所有的结头。老婆是个好样的，始终忠实于他，儿子学坏了，经常打架，由于他身体出奇的强壮，又跟一些武术馆的师父们学了些武功，就成了街头一霸，后来愈演愈烈，直到被送进监狱。
他这个人一辈子没受过什么罪，当然是在“文革”前，再加上天生的懦弱，根本就管不了儿子，只能听之任之。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人敢欺负他和家里人了，但也没有人和他们来往了。
“文革”结束后，他就像搁在沙滩上的鱼又被扔进了水里一样，摇头摆尾地活了起来。而且，因为落实政策，他家的房产被归还回来。本来他就是个有钱人，光是珠宝首饰就够被斗死几回，又能复活几次的了，当然不能是在同一个时代，前者是“文革”，后者是数十年后。但这时，老婆得了癌症，那个不孝的儿子根本没来看看自己的母亲，虽然他知道是为了什么，甚至他也理解，但毕竟是他的母亲呀！
老婆死后，别人给他介绍了好些个稀奇古怪的女人，他都年过花甲了，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管理不善、设备落后的工厂一样，生产了那么多个性张扬的废品。可惜，这时的他已经拿不起笔了，当然能拿动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也没写出什么东西来。
他像个立了贞节牌坊的寡妇一样，守身如玉，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孤独和寂寞让他变得疑神疑鬼，老是做梦，梦见老婆，他真是害怕，因为据说如果在梦中老婆拉了他的手，或者说跟她走，而且他真的跟着去了，那就必死无疑。但他肯定只要老婆有这样的举动或言语，他就会像清醒时一样，跟着走的，这样生命就没有了，可他又不想死。于是，他就不想睡觉了，但总是抵抗不了那种疲倦。
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起了儿子，虽然儿子从监狱里出来后不久，回来过一次，但不是来看他们的，而是把他们骂了一顿，从此就断绝了关系，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儿子。当然他不会想到警察正在找他本人，却是为了他的儿子……
山阳县是个不大的县城，但和这个省很多地方一样，却可以追溯到我们祖先刚变成人类不久的时代。这里的石器很有名，当然既不是慈禧太后喜欢的翡翠，也不是英国王冠上的钻石，不过是人类半人半猴时用的工具。县城的历史也很长，历代都有战火，恐怕在世界上也至少能排到五百强的前列。
温玉龙家住在县城的边缘，但房子是空的，没有人居住了。时光变成了家具上的尘土、金属上的锈斑、梁柱上的蜘蛛网，这让警察们分了心。
古洛和胡亮是去完监狱后，直接来到这里的。监狱的同志很配合，为他们查了档案。他们还找到过去的狱警，只有两个还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他们回忆这个温玉龙是个黑大汉，身体强壮到十几个壮汉别想靠前，主要是有一身功夫。但什么功夫，他们也不知道。这人脾气暴躁，发起火来，几乎不能自制。但和其他犯人比起来，心肠似乎不那么坏。他有个老婆，来看过他，但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他是刑期满出狱的，那时正赶上“文革”，没有人管，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了。
古洛给他们看了照片，他们都认不出来，也不认为乌伏虎像他。有一个说：“如果他有孩子，也应该是出狱后。在狱中，他从没说过自己有孩子。”
“如果他不愿意说呢？”古洛问道。
“这个可能性不大，我们一般对犯人的家庭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古洛也知道他没有夸大其词，公安局的工作总是做得很细，很负责任，尤其是“文革”前。
“找找他的邻居吧。”古洛对山阳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说。
一会儿工夫，就来了一个民警，他是这一带的片警，很熟悉他的不大的辖区。
“跟我走吧。”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先问问你，这家人去哪儿了？”
“没有人。我从上班时起这儿就是空着的。”他的年龄大概有三十多岁了。
“空了十几年？”古洛问道。
“差不多。我来这儿都十三年了。”
“没听邻居说过这家人？”
“你直接问问他们不更好？”他真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人，但就是忘了自己的职责，古洛知道很难在短时间内教育好他，就没再说话。
邻居们也没几家知道温玉龙家的事，因为不少是新搬来的住户。只有一家的老人知道。幸运的是，这老两口和温玉龙家的人很熟悉。
“他的爹娘在儿子进去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是独一个，结婚挺早，媳妇可好了，又干净，又勤快。可这小子不务正业，喜欢舞枪弄棒什么的。没个正经工作，交的朋友差不多全被公安抓了，就是你们。”
“他出狱后，没回来过？”
“没有。”
“他是不是还有个儿子？”
“儿子？没听说。”
“他媳妇现在在哪儿呢？”
“在哪儿？在阎王爷那儿下油锅哩。”
“什么？”古洛没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