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点站北京站到了，请您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提前做好下车准备……”长春直达北京的Z62播报按时响起，满车的东北话随着火车进站渐渐收敛。
“我来了，北京！”每年9月开学季都是这样，总有一些“小镇做题家”用高考换来了这张直达北京的绿皮车票，他们昂首挺胸，在车厢内傲视群雄，每寸肌肤都在嚣张得表达着“我，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跃迁。”
王丞抿了抿嘴，轻轻一笑，仿佛看到了三年前的自己，他拉着行李箱走在队尾，看着刚刚欢呼的准大学生在双脚踏上北京土地的那一刻变得小心拘谨，他们不熟练的站在月台上，左右张望找出站口。
刚刚还充斥在火车里的东北话，在车厢打开接处北京空气的一瞬加，都变成了京腔，单单留下那几个准大学生，呆在原地。
三年前，王丞以低于平常模拟20分的成绩考到中国警官大学。
报考的时候他和家里人吵的架数不胜数，当时高考还分文理，他是理科生，一心想学法律，奈何大批量的法学招生都要求高中学文，高考失利的他去不了家人认同的上海法律大学，无论他怎么解释自己敏感内向不适合当警察，家长还是在满满的一批次法律院校志愿前的提前批里填上了中国警官大学，后来“不负众望”，王丞承载着家人的愿景成为了一名预备警官。
这三年的警校生涯，把王丞磨练的坚毅却疲惫，在自己不喜欢的领域，接受从未想过的警务化管理。
曾经他以为大学是午后、咖啡、图书馆，是暖色调的青春文学，来到警校后他面对的是烈日、操场、集合铃，是冷清凌厉的藏蓝火焰。
警校很好，但王丞却在考上警校的那一刻就在想着怎样离开这里。
今年，他大四，“考研”在他脑子里盘旋多年的两个字将成为现实，尽管不止一个人劝他好好准备公安联考找个工作，尽管他的前辈用自身向他证明三跨考研（跨学校、跨专业、跨地区）有多难，尽管他的爸爸妈妈再一次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仍义无反顾，将靶向对准了上海法律大学，这一次，要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北京站到学校的地铁只有三站，王丞提着行李挤上地铁，这是一趟通向学校的车，但王丞想的却是离开学校的路。
疫情三年，社会就业大环境十分窘迫，考研人数逐年上升，300万、400万、500万……以百万为单位上涨的报考人数和疯狂缩招的教育改革，让考研难度直线上升。
王丞，一个从吉林小镇考出来的“做题家”，一直认为考研要比高考公平很多，没有地域差距、没有自主招生，以实力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努力终究会实现所有的期待。
进了学校回到宿舍，王丞开始收拾行李，宿舍是六人寝，两张上下铺和两个上床下桌，每张桌子供三人使用，王丞位于进门右手边的下铺。
在警校，下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位置，爱在整理简单，无论是豆腐块还是直角床单都比上铺整理起来容易的多；恨在下铺靠门，是督察检查的首要目标，通常来说督察对下铺的内务要求都要高于上铺，整理起来要格外细致小心。
王丞整理完行李，刚关上行李箱，于浩就拖着拉杆箱走了进来“兄弟，来的挺早啊。”一边说着，一边把拉杆箱平铺在宿舍中央，打开拉链的那一刻，满箱书籍呼之欲出。
“好家伙，这么卷？”王丞笑着调侃道“准备发力了？”
“再不发力就晚咯。”于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考研120天倒计时了啊。”
于浩，河南农村长大的孩子，非独生子女，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经历了河南地狱难度的高考后，大学疯狂摆烂，并声称“河南人只需略微出手，考研考公全都有。”
带着这份来自河南的自信，他决定大学玩三年，最后一年再开卷，果真，逃课挂科样样精通，连拖带拽到了大三，要将这几年积攒的力气全部发挥出去。
受疫情影响，很多省份无法按时返校，林林总总算下来，宿舍里只有王丞、于浩和北京本地人张岩能在官方开学日这天回到学校。
当然，和这些“粗俗的异乡人”不同，京都大少爷张岩每次都在校门门禁前最后一刻走进校园，彰显着对时间支配的自由和对开学返校的不屑一顾。
“咚……”张岩左手提着拉杆箱，右手拎一个大包，肩上还背着旅行用的大双肩背，用拉杆箱撞开了门，把拎包和背包往床上一扔，坐在对面的下铺气喘吁吁“怎么每次我都得带这么多东西呢。”
说来也怪，好像越是本地人带的东西越多，警校封闭管理加上疫情防致使出校的机会寥寥无几，像王丞、于浩这样的外地人一般都只带些生活必需品，一个季节拿两件能换着穿的衣服就够了，平是在学校里穿警服，还节省了一大笔服装开销。
但张岩的追求就不一样了，从他的拎包里可以掏出一个小型咖啡机、拉杆箱里能装半箱的洗护用品、双肩背里能拿出三个大小不同的平板电脑……
不过，家境优越的他还是很接地气的，每次把带的东西折腾到柜子里后都会从不知道哪个包里拿出一整盒蛋挞或者牛肉卷，然后用淡淡的京腔说“嘿，快来尝尝，这都是我妈亲自做的。”
“欸呦喂，真地地道道地道。”王丞接过一块蛋挞一脸坏笑
“地域黑的话您别吃了。”张岩笑着调侃
“你怎么安排，是考研还是公安联考？”王丞咬了一口蛋挞，绵密又厚实“喔，阿姨做饭真好吃。”
“你们怎么安排？”
“我和于浩都考研，我考外校法学，他考本校公安学”
“都考研孤立我？那我也考。”张岩放下蛋挞，用手指了指天花板“于浩考公安学，那我就考国安学吧，安全界的天花板，比较高大上。”
这就是张岩考研的理由，家庭优越的他在做事上很少有“目的性”，恰恰是这种潇洒肆意的态度使他能轻而易触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大一开学竞选班干部，同学都准备发言稿，在网络上四下搜集面试题目，张岩却一脸无所谓，躺在宿舍里的说“都竞选班干部啊，那我也竞选个团支书吧。”
竞选当天他往讲台上一站，一脸憨笑用他根深蒂固的京腔和北京人特有的自损式表达方式获得了一众支持，毫无疑问选上了团支书。
王丞对张岩一直以来是羡慕但惧怕的，王丞来自吉林小镇，自卑却自尊的他，刚到北京时总怕行为上露怯，被大城市里的人冠以“土包子”的名头，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工人，月薪不到3000，在小城够用，但在北京来看纯纯就是未脱贫水平。
王丞的生活费是1500元，他有两张银行卡，家人给他打钱后，他只会往绑定校园卡的银行卡里转1200元，每个月都攒下300元，这300元让他安心，他说大学四年后要用自己攒下的钱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山川大河、去守候他处的日出日落。
王丞还经历过校园暴力，只不过情节较轻，“小混混”来挑衅他时，他总故作镇定，咬着牙回击，即使再害怕也强迫自己斗争下去，正因如此，“小混混”觉得骚扰王丞很无趣，便不主动挑衅，不过日常见面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寒酸挖苦还是少不了的。
而张岩，185cm的个子，200斤的体重，高中篮球校队，还是校霸小分队的一员，他不欺负老实人，只对那些张扬跋扈的同学剑拔弩张。
他和很多网红明星住在同一个别墅区，家里有健身房，200斤的体重在他的锻炼下塑造出肩比胯宽，胸比肚大的高体脂身材，所有人看到他第一反应不是好胖，而是好壮，175cm，130斤的王丞在他面前显得好小一只。
张岩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说话自带“嘲讽体质”，不论是自嘲还是互损，都让经历过校园暴力的王丞很不自在，他不敢表现的太敏感，但总是开启防御姿态，不去接话，日常生活中，也尽量和张岩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我吐了，学校操场翻新，球筐全都被撤掉了。”隔壁寝的艾乐捧着篮球破门而入“岩哥，咱们没地方打篮球了。”
“这学校绝了。”张岩用力锤了一下床“放假的时候不修，开学了整花活。”
“岩哥，快去跟校领导反应反应”艾乐一脸无辜的看着张岩
“算了，就当为我考研创造复习环境吧。”张岩无奈的摊了摊手
艾乐，“张扬”的代名词，高中也是篮球校队的一员，为人心思很重，看人下菜碟，对看起来比较有用的同学和其他同学完全是两种态度，情绪外露，自负嚣张。
张岩常在宿舍里吐槽“艾乐这种人，就是我高中主要的针对对象。”
疫情、考研、操场翻新，这三点凑在一起，让张岩不得不弃球从文，上完课后实在无处可去，便找间教室复习备考。
张岩宿舍里平常一起打球的最好朋友李志因疫情原因没有顺利返校，剩下王丞、于浩和张岩三人性格迥然不同，平常玩都玩不到一起去。
为了不互相打扰，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备考，于浩不挑学习环境便在宿舍内备考，王丞典型的完美主义，大包小包找了一间空教室，寻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张岩一如往常无所谓的态度，在自己班级的责任教室里找了一个靠墙的角落。
三人出于各自的理由，为自己曾经随口一提或深思熟虑的豪言壮志努力奋斗着，无论怎样，这所警界最高学府里的学生还是很有学习能力的，平常玩玩闹闹、说说笑笑，真正卷起来，也是鸦雀无声，沉浸在文海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