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徐翼宣最后留给我三个苹果，还有他的一辆车。我要负责把他的车从机场开回住处，那三个苹果我并排摆在客厅电视柜上，感觉像某种召唤仪式。我不想在没有他的卧室里睡，就睡在客厅沙发里。睁开眼睛看到那三个苹果，突然想起了它像什么——我应该再去树上多摘两个，让它们五个一排，然后我就能召唤出一个树叶妖精，送我一颗大可不必送我的果实。
我把两处房子都退掉，回了我爸妈的家。我的样子看起来肯定不怎么样，以至于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多说就原谅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受不了苦，不知道的是所有的苦都是我作出来的。就像一直以来一样，没有人故意害过我，我全部的混乱都由我自己造成。
吃饭的时候我妈像从前一样往我碗里夹菜，我猜说不定是我哥提前对他们说了我有多惨，并保证他会改邪归正，让他们放我一马，我愿意爱谁就让我去爱。
我也在他们面前改邪归正，从再也不提徐翼宣这个名字做起。我老实地早睡早起，按时吃饭，装模作样地在他们面前读契诃夫和梅里美，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出门去看话剧。终于有一天，我爸问我要不要陪他去打网球，我们得以在他把我彻底击败后握手和解。我们坐在场边喝啤酒，天气好得不像话，一丝风都没有，天蓝得我一时觉得自己不是坐在网球场而是游泳池里，我也不是我，我变成了那个负责清扫泳池瓷砖的小机器人，一片永恒的蓝色。
一星期后，我和我爸一起飞了一次纽约，他去见他那个被我放了鸽子的老朋友，而我去见艾米莉医生。艾米莉医生刚结束一场户外长途旅行，姜黄色的头发剪到耳朵，皮肤被晒成蜂蜜色，她说她很高兴能见到我，愉快地和我分享她的旅行照片。
我们这一次没去她的办公室，她见我是在她的私人时间。她开着她那辆火烈鸟敞篷车来接我去公园，在车上，我们分着吃了她买来的麦当劳圆筒冰淇淋配薯条，就是那种把冰淇淋和薯条、压碎的奥利奥饼干、MM巧克力豆一起丢到一个塑料容器里搅拌一通的吃法。美国人的甜食往死里甜，她开车的技术又不怎么样，像一只误喝了一桶威士忌的火烈鸟在路上横冲直撞，我险些就要把她的冰淇淋吐在草地上。
我这一次到纽约来是个游客身份，住酒店坐地铁，心情要比之前被迫住在这里当本地人的时候轻松不少。我猜我今天会让艾米莉医生很有成就感，她不是个在她的职业领域很有成就的医生，我猜这说不定和她过于迷恋弗洛伊德有一定的关系，她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都往那个领域里面套。而且可能最要命的是，她非常不擅长推销抗抑郁药，那不是好东西，它不让人快乐，只让人麻木。她希望她的病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痊愈。
但是我也不喜欢把痊愈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那代表我的过去是一场漫长的顽疾，是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自己，说痊愈就等于说是告别。我试着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这个动作让她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她说不是这样的，痊愈有的时候意味着接受。
“讲一个故事给你。”她可能看出我不认同她。
“好。”
“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个三十六岁的上班族。他在写字楼里上班，负责处理客户问题，一周工作六天，前段时间每天都要和不同国家的人开视频会议。就在有一天的视频会议上，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他本来应该分析客户公司的结构问题，却对着麦克风认真地讲解17+825的逻辑论证过程。”
“人格分裂？”我问。
“也叫分离性身份障碍。”她说。
“分离性身份障碍。”我重复一次。
“但我并没有确认，我的意思是，他拒绝接受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于那场会议，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他看着留下的视频记录感到困惑，他不认识那个小男孩是谁。这是那个小男孩第一次出现，据他的女朋友说，他又冒出来过几次，在他们一起去滑雪场的路上，他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加速，一头撞进了路边的超市。八岁的小男孩不知道怎么开车，他只在电子游戏里开过车，在那里面，撞进超市后只要把车倒出来，哪怕引擎盖已经被撞飞，车上冒着烟，也能继续往前开。”
“不仅如此，这辆车如果坏了就扔掉，再随便从路边抢一辆。”
“真的？”她没玩过游戏，“什么游戏？”
“任何游戏。”
“任何游戏？”
“车子撞进超市里，然后呢？”
“然后他赔了一笔钱，他的女朋友被完全吓坏了，一定要他来看医生，她不能接受自己和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在一起，所以他来了。他和我分享他的成长经历，他表现得非常——幽默风趣，为人坦率，他了解自己肯定比我了解他要更多。我在和他交谈的时候，时常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因为他好像在试图告诉我他很好，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但他并不需要诊断，他只是在告诉我，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而且他满足于他的不正常。”
此时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向我们走来，说了几句什么，递给我们一人一张演出票。一场话剧，排演的是我没听说过的日本剧目，因为票的右下角画着一张能面。他们还说，他们现在就在不远处排练，在正式演出之前训练一番胆量，因为那会是他们第一次在人前演出。
“他最后一次来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对我说，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只双头蜥蜴。他只是出于兴趣变成人，他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选择回归雨林。这段时间的城市生活让他确认他不喜欢人类，他只爱着他的另一个头，我猜那个头就是那个小男孩。他还说，他打算每隔一个星期就吃掉一个人，把他们的脑子和眼球做成刺身，送到日料店里。他对我说这些的时候可能希望我来阻止他，比如严肃地对他说他不可以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他对一个心理医生有什么期待——他为什么会期待我有一种完善的道德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想，他可能从来没有真正分离出一个八岁的人格，那个小男孩是他虚构和模仿出来的，为了逃避一些什么，或者为了博取关注和同情。但我告诉他太好了，你会为他们的脑子和眼球调制不同的蘸汁吗？”
“他说什么？”
“接着我们就在讨论蘸汁。我们一致认为，蜂蜜芥末酱不适合脑子，也不适合眼球。番茄酱比蜂蜜芥末酱更糟糕。也许日本人更擅长这种，他们有柚子醋，还有芥末。”
“但你阻止我自杀。”我说。
“那是因为你不想，你只是想说。你把想法告诉我，让我制止你，就等于你已经做过，但被我制止了。”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只是偶然想到的。”
“之后没再见过他吗？”
“他没有再来过。”
“他的那个女朋友呢？”
“不知道。”艾米莉医生缓慢地摇头，“说不定已经被做成刺身了呢。”
“……中午要去吃刺身吗？”我把话剧门票塞入口袋，“去吃脑子和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