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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我，我并非要一而再而三地讲述我的生病情况。但在这个时候，我想病痛所带来的平静是值得诉说一二的。
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回外祖父——或者说，我的父亲，随便他是谁也好，在那间散发蘑菇味儿的书房里，他合上席勒的戏剧集，突然用一种戏谑而疑惑的目光打量坐在一旁玩积木的我，嘟囔着说：“真奇怪，这孩子看起来真健康。”
于是我健康了三十一年，在炸弹我于众人面前自我引爆时，基因里的疾病就像冲击波般席卷了身体各处，他们好像在发出悲鸣，十分厌倦去支撑这具罪恶的肉体继续存活。晚上我甚至能听见那些细胞的叫嚣，喊来喊去不过就是“我们算什么”“我们是什么”的老套口号。这些叫声令人烦闷不堪，只能以睡眠来作为逃脱。或者，当萨连科占据我思想的全部时，这种头痛欲裂的情况或许会好些。
而我的爱人，此刻支撑我存在的基石，仿佛也不比我好过。以通过我剿灭罗伯特这样一条有相当价值的猎物为借口，萨连科在格鲁乌内部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继续待在我身边。况且他受了伤，借口于此，他被批准休假。
于是我每次从发烧的昏迷中醒来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睁眼都可以看到他。我因为脑震荡以及各种别的复杂原因而产生的癫痫——没错，我患上了癫痫，典型的俄国病，落在我这个美国日耳曼人身上。当医生当着大家面儿告知诊断结果时，我发出了痴傻的笑声，实在抱歉，这荒谬居然又加上了一层，以至于我不得不笑。
想想吧，我——阿尔弗雷德·莱利，是父亲和女儿乱伦的产物，是个纯种的日耳曼人，却又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仅如此，我还帮美国人杀过日耳曼人，那么我是在杀自己？还是自己在杀我？在此之后，我说过，从一个杀人犯摇身一变成为战胜国的英雄，后来又以德国人的身份和苏联人相爱，然后患上了俄国病。
这能让我不笑吗？
每次我笑的时候，南希在一旁默默流泪，薇罗奇卡数落萨连科，而萨连科这个唯物主义者却向上帝发誓，以后不会再让我发第二次病。只是他一看到我笑他就会打颤，像见了鬼似的。每次我都伸手揪住他的衣领，告诉他，耶稣说过的，不能随便起誓，你要下地狱了。
“真好。”萨连科握住我的手，露出温柔的笑容，“我们一起在地狱里了。”
因为我总说，乱伦的产物是生来就为了地狱而去的，萨连科时常找不到理由和我一起去地狱，这回总算有了理由了。
“我会指着上帝发一千遍一万遍的誓言。”他坚定地说。
这时我就失了兴趣，拍拍他的脸，冷淡地回应道：“不想在地狱里见到你。”
他的双眸会流露出大片大片的受伤色彩，也许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还会偷偷哽咽一下，但面对我时，他硬装出没关系的模样。
“无所谓，总归我是要赖着你的。”他抱住我，“你也是不能离开我的。”
“我可没给你承诺。”
“你的存在就是承诺。”
那天，他罕见地回了一趟自己军官公寓，再回到琴声后径直上楼帮我收拾好了行李，把我带上他的吉普车。
“去哪里？”我问。
“去度假，亲爱的。”他吻了吻我的额头，说：“我们要去快乐的地方。”
快乐的地方？我想这世界上很难有快乐的地方。一切的边界都已经清晰地划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国与国的交界，总归是一种规规矩矩的物质性的、让人瞧一眼都会觉得遗憾的存在。我曾经思索过快乐这个词语，那是我小时候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广场上看鸽子飞翔在天空中时的瞬间性的想法。我十二岁，仰望鸽子在城市上空盘旋，某处修道院传来穿透城市的空响，喉咙里是止咳糖浆的味道，在那一刻，不知为何，我确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快乐。
沿易北河朝西北方，沿途开始下起了小雪，原野上的风如鬼般哭号，气温也越来越低，萨连科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把他的军用水壶里灌满滚烫的开水，叫我抱在怀里，还给我堆上了厚厚的毛毯，掖得严严实实。我坐在副驾驶上，整个人热得快要流汗。
“医生说你不能着凉，会发烧。我的车很旧，没有制暖设备。”见我有些不耐烦，他好言劝道，“听话，亲爱的。”
而他自己，就只穿了件大衣，围着围巾，潇洒得很。他看起来心情很好，一边开车一边瞧我，偶尔脸上还会露出暧昧的红晕。我不知道他所做为何，他也不说，只是噙着股乐滋滋的笑，把油门踩到底。
我想，要是我能够多注意注意窗外的景色，多看看我们行走的方位，就应该早就知道了我们要去哪里。可是现在，我的目光离不开他。
看他脸红的模样，看他幸福的模样。我对我十二岁时得出的结论有所谓怀疑。
不知不觉，我又睡去，等再次醒来后已经到了目的地，他拉开车门，喊我下车。
“路滑，我抱你好吗？旅馆就在我们后面。”
“这是哪儿？”我睁开惺忪的双眼，天已经黑了。
“托尔高，亲爱的，我们来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了。”他激动地转身，指向身后在冬日里落了浅浅一层银白的雪的草地、在雪中如印象画作般朦胧的易北河以及掩映在夜色和小雪中的河对岸的树林、房屋，说：“我们回到最初的地方了。”
“罗曼。”我把手伸过去，示意他扶我下车。他扶住我，让我走上了这片在梦中出现过很多次的河畔草地，一步两步，这回不再有地雷，不再有爆炸，也没有嫩柔柔的草尖轻抚我的双脚，我甚至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行走。
在物是人非的恍惚中，我站到了易北河边。
萨连科从后敞开大衣把我包裹在内，热烘烘的胸膛紧贴在我的后背，这时我突然很想接吻，于是我转头，扬起下巴，闭上了眼睛。
他配合地低下头，轻轻地吻我。舌尖小心翼翼地深入，与另外的柔软相纠缠。环在我两臂上的手逐渐缩紧，我伤痛的肩胛骨厮磨在他坚硬的肋骨上，仿佛暗打下下某种契约的印记。
接着我便十分不应景地猛咳嗽起来，他连忙给我顺气，取下自己的围巾给我戴上，牵着我的手朝河边的旅馆走去。
我捏了捏他的手，说；“不怕被人看见？”
“怕什么，我问心无愧，再说现在这里谁也不认识我。”他吸了吸冻得发红的鼻子，笑着说：“真不敢相信，不知不觉已经十年多了，你瞧，旅馆旁边的医院还是我们当时建的呢。”
河畔昔日简陋的医院已挂上诊所的招牌，外墙被重新粉刷成灰黄色，掩盖不适合出现在这样救死扶伤之地的战火痕迹。而我们要去的旅馆，就像位姑娘似的依偎在医院后的街巷里，三四层楼高，尖顶上铺着灰红色的砖瓦，此际落着层薄雪，矮而敦实的烟囱持续不断地向天空输送烟雾，就像建筑自发的呼吸似的。从散发温热灯光的窗户缝隙里飘来传统萨克森当地烤面包的味道，是浓郁的麦香。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我们进入旅馆，顺利在店主——一位老妇人那里登记入住，看来萨连科已经安排好了，店主似乎早就知道我们会来，为我们预留了间三楼面朝河水的房间。房间不大但很温馨，双人床上铺着厚实的棉被，床单和被套看起来是簇新的。空气里漂浮烛芯燃尽后的味道，似乎为了节省电力这里一直用蜡烛而不是电灯。靠窗处摆放着一张年代久远的胡桃木餐桌，可以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河景。壁炉刚烧起来，房间里还有点冷。
萨连科连忙往壁炉里扔了几根干柴，火焰腾得变大了一圈。他帮我脱下围巾和大衣，挂在门后的落地衣架上，往手心哈了几口气，在我冻僵的脸上搓了搓。
“去烤火吧。”他笑着说，端了把椅子放在壁炉前，把我按在椅子上。
“不用像对待病人一样对我。”我说。
“没有的事，我只是知道你怕冷。”
他脱下大衣，抖落雪化后的水珠，这时老妇人笑吟吟地敲门，给我们端来晚餐，酸菜猪肘和柯尼斯堡肉丸子、奥利维尔沙拉、一小篮黑麦面包，接着又在房间里为我们摆上茶炊，里面是锡兰的茶叶。她知道萨连科是个苏联人，知道俄国人都爱喝茶。
“她应该准备了很久。”我看着丰盛的晚餐，说：“弄到这些配给可不容易，是你安排的？”
萨连科露出腼腆的微笑，“什么都瞒不了你。”
我笑了笑，“这是个小地方，可比不了德累斯顿，这肉丸子在我的店里，客人在点餐之前都要犹豫很久。另外，除了这猪肘，其余的可都是苏联菜。”
萨连科脸色微红，低声埋怨道：“都说了让她准备丰盛一点，没想到全是苏联人爱吃的，真是抱歉，连培根都没有。”
“很正常，现在谁都讨好苏联人。”我打了个哈欠，冷冰冰地拿起一块面包小口嚼着，萨连科泡完茶后把猪肘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又把肉丸子切好裹上酱汁放到盘子里。他近乎虔诚做着这一切，面对我时而热情时而冷淡的无定心情，他耐心且并不放在心上。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确信我是爱他的，只是有时候仿佛为了出一口气似又或者说经历被抛弃的事情后我褪去了外面那张多年来所伪装的正常人的皮，变成了真正的我自己——一个从里到外的精神病患者——飘忽是我的本性，我需要一次又一次被他抓在手心，这就像某种拙劣的试探，我总是在某些时刻对他很恶劣，虽然只是少数情况，但足以让他伤心。
比如说——现在，他把为我切好的肉和面包端到了我面前，我却看都不看一眼，只顾着嚼那干巴巴的面包，故意把他晾在一边，让他的手凝在半空细微地颤抖着。要在他小心翼翼地长达五六分钟的劝说之下，我才愿意打破这僵持，张开嘴让他把肉丸子送进我嘴里。
直到看到我咽下，他才会稍微露出放心的笑容。然后再开始另一轮僵持。
而在吃完这顿饭后，我又会感到后悔，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对他，和他较劲让他为难。到了这时，歉疚如潮水般上涨，我会控制不住情绪地扑进他的怀里，对他说抱歉，求他不要介意，不要因此而讨厌我。
萨连科——我的罗曼，会轻抚我的背，舒缓那不安情绪，他说他没有讨厌我的资格，因为这是他给我的伤害，是他让我本就破碎的心灵再次遭遇重创。
“我从前一直在等待你对我的坦白，等你心甘情愿地把你的所有都交托于我，可因为我没能做到对你的信任，间接地逼迫你把最沉痛的隐秘公之于众。有时候想到你还能在我身边，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他用他温柔的嗓音，熨烫我心上的褶皱。
“能爱和会爱是两码事，我拥有去爱的能力，但并不是很会爱，阿尔，这对我来说是一条需要用一生去走的路，而那路的尽头，一直都是你。”
我的鼻子发酸，靠在他的胸膛上。为这番话感动的同时，我问他：“你带口琴了吗？”
“当然，我一直都随身携带。”
“我们多年前在这里分别是你为我吹了一条名叫‘路’的曲子。”
“是的，小路。你想听吗？”
“想听，非常想听。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在这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