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有话要说：
、分离性遗忘症
十二岁前的事，被我关在了记忆深处。
硬是要往前回忆，我能清楚想起的第一件事，是一个女人站在床边泣不成声，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问我，小朋友，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我看到他时，突然尖叫起来，挥舞的手在他脸上刮出一道血痕。
女人哭得更大声，被其他人劝走。接下来一群白大褂推着我折腾了一整天，问了一堆奇怪的问题，还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仪器用在我身上。
后来我听他们说到一个难懂的词：分离性遗忘症。我不知道它的意思，却把它记在了心里。白大褂们就此向那个女人解释了半天，然后用一句简单的话作总结：你儿子失忆了。
上了大学后，我才真正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分离性遗忘症（dissociative amnesia），属心因性遗忘，在没有头、脑外伤等器质性损害的情况下，突然失去对过去经历的记忆。被遗忘的记忆往往与精神创伤或应激性事件有关，只限于遗忘某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称为选择性遗忘或局部性遗忘，对以往全部生活失去记忆，称广泛性遗忘。
分离性遗忘症的概念并不为人们所陌生，早在1945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爱德华大夫》中，便有精神科医生帮助分离性遗忘症病人恢复记忆的桥段。
可惜生活不是电影，并非每个分离性遗忘症病人都能找回失去的记忆。但我知道，是我主动把那段记忆锁了起来，这只是我的自我保护机制而已。
接下来我在医院里渡过了一段混乱的时光。每天都要接受检查、和医生聊天、面对那个女人的哭泣与咆哮。
但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
那个时候，我最害怕的是睡眠的来临。只要在黑暗中闭上眼睛，我就会做上一整晚的噩梦。各种光怪陆离的扭曲人影每天都萦绕在我的梦境里，伴随着的是疼痛、窒息与恶魔低语的声音。
梦中也有一个白大褂，那个白大褂总是在笑，笑容把他的脸扯变形，嘴巴裂到了耳朵根，眼睛飞起来四处乱转。他会像溜狗一样给我套上绳子，白色的尼龙绳像巨大的蠕虫一样纠结着爬满全身，越勒越紧，几乎无法呼吸。
他每天晚上都会在房间里点满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中，拿笔沾满各色的颜料，在我身上画画。然后他给我穿上白裙子，用鞭子打我，我哭得越大声，他就笑得越大声。就算我堵住耳朵，那笑声也会穿透皮肉直达大脑。
有时候，梦里会出现另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那个人的脸上没有五官，像鸡蛋一样光滑。只要那个人一来，白大褂就会消失。那个人会帮我把缠在身上的蠕虫扯开，但我每次向他伸出手去，他就会变成一股烟消失不见。之后，白大褂又会回来，继续在梦里折磨我。
为了远离噩梦，我拒绝入睡，只要稍有困意，我就狠狠地掐醒自己。但那个可恶的女人却千方百计想让我睡着，甚至把我抱在怀里，强行捂住我的眼睛。我害怕得开始尖叫，拳打脚踢地逃离她的怀抱。每到这时候，她就会叫来那群白大褂，给我打上一针，我就会马上睡着。
第二天我又在饱受噩梦折磨后惊叫着醒来，然后拒绝入睡，白大褂就会再给我打一针。那种针药会使我的意识一整天都处于游离状态，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仍在梦中。这种在现实与虚无中无限循环的处境让我发起了高烧，烧退后，我倒是清醒了不少。我意识到这种恶性循环只会使我自己陷入绝境，于是我开始装乖。
我不再吵闹，每天一到时间，便安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黑暗使我恐惧，却好过被白大褂用针药强迫入睡。闭上眼睛并不代表睡着，我在被子里面狠狠地掐自己，为了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嘴里死死地咬着被子一角。
这个方法效果不错，几日后，那个女人和白大褂都以为我已经能自然入睡。由于用被子堵着嘴，即使真的睡着，在被噩梦惊醒时也无法叫出声来。但我不管这个，因为我知道，那群白大褂对我做的事，比噩梦更加可怕。
一段时间后，包在我身上的纱布已经全部拆掉，白大褂也不再给我打针和检查。但这并不代表我的处境有所好转，新一轮的精神折磨开始了。
女人带着我换了一家医院，那里也有一群白大褂，但他们做的主要是和我聊天，也能解释为逼问。
他们强迫我说话，强迫我回答他们的问题，强迫我去想之前发生的事。以他们的话来说，广泛性遗忘症是极其罕见的病症，全世界至今也没几例。介于我还是个孩子，他们觉得我很有可能是选择性遗忘或局部性遗忘，因为精神创伤过大而产生了记忆混乱和自闭。只要加以引导或药物辅助，我就能重新记起来。
但我不愿意再打开那段记忆，我不觉得想起来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我现在会读书写字，会背唐诗三百首，会画画，会唱歌，还会写毛笔字。虽然写得不好，唱得难听，画得没法看，但我知道我会。
我唯一忘却的只是人而已。父母，老师，同学，邻居……他们所说的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我一个都想不起来。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只是不记得了而已，这对于我来说不重要。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防御机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美丽的漠视”。这种机制阻止了冲动，缓解焦虑，所以患者并不急于去消除它们，反而将之当作保护自己的屏障。
有一天，一个被其他人称为专家的白大褂来到了我面前。他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点上蜡烛让我盯着火苗听他讲话。我立即感觉到了脑海中的异样——我记得，这一幕曾反复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我堵住耳朵闭上眼睛，开始死命地尖叫。那个白大褂过来制住我，把我按到长椅上。我一口咬住他的手，喉咙里发出咆哮声，恶狠狠地瞪着他。他叫来了其他白大褂，我又一次尝到了那种能把我困在梦境里的针药的滋味。我这才知道自己失误了，原来这个医院的白大褂们也有这种恶心的针药。
那天以后，我被单独关在一个小间里，每天都会被喂许多奇怪的小药片。第一次吃那些药后我吐了，吐得天晕地暗，差点把肠子都吐出来。第二天开始，我在吃药的时候忍住奇怪的酸苦味，把小药片压在舌头底下。等那些人走后，我就溜到厕所去把在嘴巴里糊成一团的小药片全吐出来。
几天后，给我的药逐渐变少，这是他们认为我有所好转的征兆，我知道我已经成功地骗过了他们。
某日从噩梦中醒来，我听见屋里多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那个女人在哭泣着跟他讲话，男人似乎在劝解她。
男人说，把孩子关在精神病院不是办法，这样你让他以后怎么接触社会。
女人说，我得让我儿子恢复记忆，至少要让他记得我是他妈。
男人说，我答应过其哥要照顾你们母子，再这样下去别说孩子受不了，你也撑不了多久。先搬到我那去，我让人去美国请医生给孩子看病。国内的精神科不行，前几天你也看见了，一个外行还搞什么催眠，孩子差点被他给吓疯了。
女人不说话了，男人还在继续说服她。说他那里地方大，条件好，还会去找最好的医生。女人的声音里有些犹豫，但还是坚持说，至少得让我儿子想起我是他妈。
过了一会儿，我装作刚醒来，愣愣地看着她说，妈，我饿，想吃稀饭。
女人呆呆地看了我良久，突然一把抱住我大哭出声，像个孩子。
我越过她的肩膀看向站在屋里的那个男人，高大，强壮，一双眼睛透着精光，正牢牢地盯着我。
我打了个寒战，这个男人知道我在撒谎，但他并不准备拆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