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一种复活的感觉。
也因此，收集者的一生中遂有一个静极而动的临界点等在那儿。一开始，他是个闲坐在自己书房，用镊子夹取、用放大镜观看异质世界事物的人，但两个世界总在他专注不抬头的时间眼角之外偷偷进行替换，如同白昼在不经意中转成了黑夜，直到那一刻——在我个人通过阅读收集的话语之中，说得最好的内举不避亲是朱天心的小说《梦一途》。小说中，两个世界的更换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做梦收集的，建构一个“新家”、“新市镇”，朱天心说：“种种，你有意无意努力经营着你的梦中市镇，无非抱持着一种推测：有一天，当它愈来愈清晰，清晰过你现存的世界，那或是你将必须——换个心态或该说——是你可以离开并前往的时刻了。”
收集者，在此跨前一步而成为行动者。
莫名其妙的大都会收藏家
读小说的人想必都不难发现，布洛克本人大概也是个收集者对吧。比较清楚是他笔下的小偷罗登巴尔，从书籍、绘画到钱币无所不收，当然其中有执业维生的成分，但谁都晓得不只是这样；杀手凯勒收集邮票，并因此才得以从倦勤的职业低潮期走出来，重新精神抖擞地杀人；马修·斯卡德这上头比较隐晦些，但他是那种看《纽约时报》讣闻的人，还读宗教圣者的死亡大全之书，欣羡他们能找到那么“多彩多姿”的各种死亡方式，事实上，整部《八百万种死法》就直接是他大纽约市的死亡集邮册不是吗？
这里，谭纳收集的可有趣了，他收集的是全世界的革命异议小团体，包括泛希腊友谊协会、席里西安亚美尼亚复兴同盟、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盖尔民族会、英格兰地平协会、马其顿友谊同盟、世界工业劳工组织、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克罗地亚自由协会、西班牙国家劳工组织、反氟化联盟委员会、塞尔维亚兄弟会、国际史丹塔法特兄弟会、纳兹多亚斐德洛夫卡、和立陶宛流亡军云云。按谭纳自己说，“我对无望的目标有兴趣……寻常官僚和警察显然无法理解全心奉献于一个毫无希望的目标是多么有魅力的事。一群散布在全球各地，为数大约三百的人，他们全心全意追求一个毫无希望的梦想——像是要让威尔士从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你要不就觉得这美妙得令人心碎，要不就嗤之以鼻，觉得这一小撮人根本就是疯子怪胎。”这个古怪的收集癖好，使得谭纳成为纽约市邮差最痛恨的人之一，因为他一次总会收到来自全球每个奇怪角落、为数几百的宣传小册子，得整袋整袋背给他。
还有，谭纳也收集语言，除了西班牙北部一直想分离的巴斯克人语言对他一直有困扰之外，他精通的语言数目几乎和他参加的异议小团体一样多而且亦步亦趋。语言，既是打开每一个异质世界的门钥，也自然而然带来了它所由来的那个世界的思维方式、角度视野及其价值序列，这是任一位研究语言的学者都知道的效应。书中，谭纳在遭到押解的飞机上看见爱尔兰土地计划逃亡时，他说的是，“我没料到这儿这么绿。到处是一片苍翠，由堆起来的石墙划分不同的莱姆绿、鲜黄绿和森林绿，灰色的道路像缠绕的细缎带般在绿色的百衲被上蜿蜒。有一处雾气笼罩的水域——夏浓河口？到处都是绿意，绵延不绝的绿意。我俯瞰这片土地，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几乎立刻就开始用浓厚的爱尔兰口音思考。我几乎立刻就成了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一员。我们即将抵达的地方是我的势力范围，穆斯塔法一点胜算也没有。”
谭纳这两个奇怪的收集癖好，书写者布洛克赋予它们一个几乎是可信但毋庸听起来更神奇的理由，那就是谭纳是个不睡觉的人，无法入睡(因此事后中情局调查人员对他进行疲劳审问时半点也构不成威胁)，原因是他年少参加朝鲜战争时遭炮弹碎片击中头部睡眠中枢受损，以至于从十八岁以后他就用一天大约一小时的瑜伽来替代正常人约八小时的睡眠。也就是说，他的每一天几乎就是完整不打折扣的二十四小时漫漫长日，因此他有丰饶到已经是无聊的大把时间得填满，彻彻底底和都会生活之中普遍患有时间贫乏症的人节奏不同，如同本雅明口中的漫游者，他操持生活行当的姿态遂也完全不同，“无用”的革命团体及其目标、“无用”的语言。“无用”，但仍暗中存留传递的破碎讯息和知识，也如同大都会被人们弃置的垃圾般被他拾荒似的一一捡拾、分类并收藏起来——妙的是，谭纳居然还因此找到一个维生的行业，那就是帮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的学生写论文和报告，甚至出马当枪手考试，这几乎是嘲讽了。
我想，真正吊诡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大都会，人口最密集、生存竞争最激烈、生活节奏最迫促、人最现实无情、而且这些最极致之处已升高成为象征的永恒束缚之地(不是那些生命大彻大悟的、以及没彻悟但有钱有闲的人，争取自由和个性时首先就得逃离它吗？)，却也常常是保有自由反抗心志惟一可栖息的隙缝之地，列维施特劳斯在半世纪前就准确抓到这个，他当时推出的就是纽约。他以为纽约是个处处留有“空洞”的地方，像爱丽丝的镜子或树洞一般，联通着某一个不思议之国。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大概是吧。大都会总是率先反叛的核心之地，包括那些反叛它自身、点名攻击它诋毁它的运动，比方说那种左翼下阶层的、那种绿色环保的、那种素食的避世宗教的，乃至于像我们台湾二十年前蔚然成风的乡土文学运动，通常都始发于大城市并在这里寻获它们的盟友。事实上，大城市做得还不止这些，大城市不仅孕生它们、支持它们、推进它们，还在它们未成气候时保护它们，复在它们失利逃散时收容它们，一如一八四八年之前宛如“世界首都”(借用本雅明的说法)的巴黎，或一八四八年之后在欧陆几乎已无栖身之地的伦敦。
然后就是纽约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红色革命成功之后。
谭纳这样的人便是纯纽约式的，难以想像，除了纽约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方如此奇特如此慷慨的土地，可能养得起像他这么莫名其妙的收藏家。
一纸奇特的地图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有一本年少时到利比里亚这个奉自由为名的非洲国家的游记，叫《没有地图的旅行》，这是一种古老的旅行方式，也是一种古老的认识世界及其事物的方式——人直接抵达生命的第一现场。直接面对实物和某一部分实体世界，直接触摸，概念的产生是稍后的事，它要等人摸过一个一个实物之后，通过彼此间的比对、过滤、共相的捕捉和结晶才出现。中文的“触类旁通”这个词，便忠实地记忆了这个由实物到概念的转变发生过程：触摸——分类——然后思维获得了某种横向的飞跃能力，从沉重到轻灵自由，焕发着一种认识的喜悦色泽。
地图也是这种过程的稍后产物，它的视角是仿上帝的，从俯瞰的至高处注视着大地，并以线条和符号删除芜杂的实物细节，好简洁地、总体地一次记录着大地的形貌。但这样小天下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是人类到达不了的，没有飞行器，没有人造卫星，黏附在地表的旅行家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如拼图般辛苦地完成，像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书中便记叙着一段如此经过：光是要弄清楚萨哈林(即库页岛)这个俄国的极东酷冷之岛究竟是岛或是半岛、它有没有某一处联结着欧亚大陆，便耗费上百年时光，由一波波前仆后继的旅行家探勘者冒险航行或在岛上跋涉深入加猜测推断完成。
笛福笔下只身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做的不也是类似的事吗？他试图用自制的独木舟绕海岸线航行，又携了猎枪和粮草用双脚寻路攀爬，最终绝望地相信了，他的确是被命运的暴风雨抛掷到一座孤岛之上。
这样一段地图制作的来时之路，今天我们仍可在存留下来的老式手绘地图上看见遗留的足迹，包括未删除的实物，通常是远方大陆上雄踞的异兽，或大洋波涛间露着半截身躯的巨鲸；有双脚不可能走到、只能全凭想像铺满的四方边界，通常绘上了无法征服的绵延高山或挡路的环绕大河以示兴叹；还有，如果你对照今天精确的卫星空照地图，很容易发现即便在较熟悉的基本活动范围内，旧日的老地图仍处处缝隙、处处空白、处处错误，意思是，处处留有未知和空白。
相反的，在地图基本上已精确完成的今天，我们的顺序已完全翻转过来了，如今我们是先有地图才有旅行，或甚至，只有地图没有旅行，一如活在都市的小孩一般，在看过无数的绘图和照片之后，才见到长毛的、活蹦乱跳的鸡。
伊凡·谭纳的故事正是这样现代式的、都会式的，不是没有地图的旅行，而是概念先于实体、地图先于行动的冒险故事，这样的冒险故事之所以还可能成立，其关键性的不同在于，谭纳的地图不是抽象的、纯符号的，他的那张奇特的地图是用他收集的实物，尤其是异议革命的小团体和语言，一块一块拼合而成的，这使得他的经历不凡得如同一则令人不敢置信的成人童话，可又是言之凿凿，这个世界的确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话语、这样的人们、这样的想法以及梦境。
黄金神话
我们一般人如今使用的地图实在太干净了，干净到不留一丝危险的痕迹，你看，广漠且如善变女人的大洋就只有一片均匀的、色彩柔和的蓝色，鹊桥俯视，连一丝水波都不兴，人好像就可以不沾湿脚地几个大步跨过去；同样的，高山就只是些赭色和绿色，有灰线条或黑线条的公路和山径穿梭其间，隐去了绝路、深谷、断崖、落石、风暴、雪崩和飞禽走兽等等一切可能带着敌意的东西。没有错，世界的确相对于人的能力和配备是变小了，也变安全了，可还没小到、安全到如此田地是吧。公平点来说，这样的缩小和安全一部分是事实，但有一部分却只是地图带来的幻术，付诸行动的旅行仍有程度不一的危险，一如我们仍三不五时知道旅行的人意外丧生于某遥远陌生的国度一般，只是这构不成冒险故事，只能是不幸的新闻号外，因为它只有危险，并没有想像力。
如果先有地图不实际背起行囊付诸行动，今天的地图更是连一丝冒险故事的想像可能都难以建立。雷克雅未克、摩尔曼斯克、马达加斯加、的的喀喀、兴都库什、塔克拉玛干、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帕戈斯等等这些名字，只会把我们拉回高中时代昏昏欲睡的下午地理课，成为你非得口诀化才背得起来且稍一犹豫或多想就弄混的纯声音名词——我高中的地理老师曾谦卑地建议我们不妨用录音机录下他一堂讲课，“失眠的时候放来听，保证各位在三分钟内一定像现在一样呼呼睡着”。
一百年前的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称之为“沉睡的平庸”。——当然，他本来说的是民主体制下的社会基本景况，但一样的。
要让这些名字、这些符号活过来，你必须赋予它们实体内容，赋予它们记忆，不管是个人的或他者的或集体的——我们试着来举例，摩尔曼斯克和我们熟悉的贝克汉姆才离开的欧洲足球强豪的英国曼彻斯特，押着头韵，在地图上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却是冰封的北极圈中惟一温暖的不冻港；雷克雅未克，冰岛的首府，威廉·英里斯所说的“北方神圣的土地”，也是阿根廷盲诗人博尔赫斯向往的神秘岛屿，“德国、英国、荷兰、陆上斯堪的纳维亚都已经忘记了所有有关神祇的故事”，博尔赫斯以为，神祇的记忆便只能封存于冰岛，和蔼可亲的巨人国度；的的喀喀，听声音即知一定源自于土语，长期和俄国西伯利亚南边的贝加尔湖竞逐世界最深湖泊的头衔，但当然远比贝加尔深邃且神秘，它坐落安地列斯山的绝高之地，联系着神奇的、在人类历史中宛如日影一夕飞去的美丽玛雅文明，让人心悸；兴都库什，太多冒险家的故事了，包括曾穿越它东征不返的亚历山大大帝，一座离天太近、人最容易变成神的高山，就像吉卜林笔下那两个异想天开的骗子，他们想到这里占地成为欧亚大陆之王，却意外成了神，惟最终仍从七千公尺的深谷翻飞坠落下来，回复成凡人凡骨，连同亚历山大昔日没带走的皇冠……
而语言，便是集体记忆之海，查理曼大帝说，拥有另一种语言，你也就拥有了另一个灵魂。
伊凡·谭纳，在他不可能睡着的无数个纽约的不寐之夜中，便百无聊赖地收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不同灵魂，这成了另一张世界地图，另一种护照，另一个打开神秘之门的通关密语，这指引了他另一条不为世人所知的路径，自由地穿越过一个又一个其实我们有钱有闲大概也都去得了的国家。只是，路线不同，景观不同，而且他在此同时收集的地下组织生死盟友，是完全不同的在地向导，他们负责接待他、保卫他并护送他往下一站去，指给他看的东西以及讲解的东西亦完完全全不同。
如果我们从地图上画出来，这趟行程大致如此：土耳其——爱尔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科索沃——马其顿——保加利亚——土耳其。
这当然不是我们熟知的所谓十二天十一国豪华超级旅行，也没索菲亚大教堂、西班牙斗牛、凡尔赛宫以及四星三星的大饭店云云。谭纳的交通工具包括了步行、脚踏车、走私者的驴车乃至于抢来的警车，通过法意边界用的是剪开铁丝网的老虎钳，在马其顿迎接他的是一场二话不说的流血革命，他开枪杀了人，婉拒了新国家的总理职位，还极可能留给当地反抗军一则天降美国英雄的神话和一个有着卡里斯玛血缘的儿子。他又在保加利亚加入了一个极神秘到说不清的、只知道是遍布全球的左手协会，又多了一个收集品，等等等等。
这当然是一则神话，在久已不生产神话的除魅殆尽的今天。但我们这些现代城市人多么寂寞不是吗？偶尔不也会心起忧思、在光害昏红的大楼天际线一角瞥见一颗黯淡顽强的星星不是吗？我们其实并没变得无所不知，我们并不是对万事万物都已有了答案，生命的巨大谜团依然包围着我们如同不久前包围着我们的先人，不一样的只是我们收回了好奇，不再轻易地抬起头来，我们以一种老于世故的绝望取消了问题，放弃了对于答案的寻求而已不是吗？
一座高山，得存在多少年才能化为沧海？一个人，要别过多少次头才假装他并没看见？半世纪前那位吟唱不知所终的诗人说，答案，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神话，并不是直指那些冥想的、超验的、生命最终极奥秘的大哉问题而生，当然也就不是那种强作解人概念性答案的伪装。神话远远比宗教谦卑而且细心务实，它留在生活第一现场，亲切地收集人们周遭每一个细碎不可解的谜，在哪天有个更聪明的人出现(神话中往往直接显示了这个人的召唤)或者我们自己变得更聪明之前，它先把问题给保存下来，并编织起来，让原本困惑人折磨人的难题从隔绝如孤岛的个别人心中分离出来，成为普遍的、可携带的、可传送的、可彼此谈论商量而且可相处的。神话于是总像一串美丽之谜的珠链子，既是疑问，又可展示给他人(本雅明说，在你寻求他人的忠告之前，你总要先能把它讲出来。现代人的孤寂便在于我们总是不知道如何讲述自己的困惑)，也因此，神话不是解答，毋庸更像寻求解答，上天入地找知道答案的某人，在这里，坐而沉思转变成起而寻道，成为一个旅程，一则冒险故事，没有错，一次只有奇怪破碎地图的旅行。
更好的是，在神话中，原本抽象性的解谜，总是被赋予物质性的实体，它是金羊毛、是所罗门王传说中的琳琅宝藏、是一只飞过彩虹的纯青色鸟儿、是一条大地涌出的清凉箭河，当然，更多时间它就只是黄金，简单、实在、世俗、但沉甸甸的永恒存在、永远光泽耀眼。
伊凡·谭纳的冒险旅行便起自于一堆黄金，昔日的亚美尼亚人慷慨抛掷性命、却吝啬沉埋起来的黄金，总得要有个人去把它挖掘出来，让它重见天日不是吗？
《作废的捷克人》——原来有这么神奇的化妆术
在推理小说的书写世界之中，有一件大家很想做但总是做不好的事，那就是，如何把一个人合理地变成另一个人，尤其是，如何把一个人和另外某一个特定的人混同起来——布洛克的谭纳系列却轻轻松松地做到了，他真是个有意思的小说书写者，到他手上，很多困难的事会变得跟破竹一般简单。
要让这人变成那人，这当然得有个加工过程，通常还得有些物质性的协助才行，此一加工过程和物质要件我们笼统称之为化妆，或乔装、变装、易容、人皮面具等等等等。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实人生里，不为杀人，不为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人们希望自己被人看见的样子别是自己被上帝或父母亲所创造出来的原始样子，这几乎是普世性的共同需求了，因此，它老早就蔚为一个庞大无匹的工业体制，发明出各式各样精巧昂贵的有效或者骗人物品，并且愈演愈烈地快成为大多数人每天每时生命中的首要大事——没错，我们的现实人生，一如古来哲人所再再提醒我们的，果然是个诡诈重重的不义之地，而如此诡计最代表性的遂行场域之一，便是遍在的百货公司，每一家百货公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空间、配备和工作人员，努力诱引并协助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林志玲，裴勇俊，或迈克尔·乔丹，或《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哈尔。
如此庞大不懈的工业体制存在，意思是，在其专业的最尖端之处，人们业已拥有了不可思议的个中技艺了，有办法惟妙惟肖地把这人变那人。比方说，如果你对如今电影工业中的化妆特效略知一二的话，或至少你看过像《魔鬼任务》那样子的电影或“电视冠军化妆王”那样子的节目，秉性多疑些、神经质些的人，的确大可开始疑神疑鬼自家老婆或丈夫一定被偷天换日掉了，不晓得他们干嘛要这么做，我只知道这大半辈子过来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是我不清楚的吗？偏偏近两年来愈来愈陌生、愈古怪、愈鬼鬼祟祟，这一定是另外一个人扮成的不是吗？
然而，同样也是我们，在打开一本小说、转身遁入推理虚构世界时，我们却一如往昔受不了书写者此种老套拙劣的诡计安排，我们仍服膺着“没有两片雪花一模一样”的老式格言而无视于此事在现实人生的长进；我们甚至也肯承认，世界上确实有孪生子这种东西、有那种生物遗传基因特强但毫无创造力的为人父母者总生产线般把每个小孩生得一模一样，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尤其在如今这个世风不古的时代、也有不为什么两个天南地北的不相干之人就他妈的长得可以以假乱真云云。但我们这些固执的推理小说读者，就是不肯接受一部推理小说的关键诡计及其解谜，可以一夕间让此人原来就是那人，而不把它当失败或难看或闹剧的同义词，就像吴宇森的《变脸》那样。
但如果不用为诡计揭谜的关键一击，而是当作诡计的设计前提，我想，一般认为这就好多了(这是否也恰好证明了我们其实并不反对人可以长得像这一事实？)。比方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不祥的宴会》一书，便预设了两个可以是一模一样的可敬女性，一位是艳倾天下却想摆脱她丈夫的超级巨星，一位则是才开始的电视模仿秀女演员。小说开始于一场公开的电视模仿秀，由后者戴上金色假发扮演前者，也就是说，小说前五页就让读者知道此事，完成协议，并静静等待在如此不寻常条件下，一桩几乎是宿命性的谋杀悲剧如何被召唤出来，如何在这个难见的偶然基础上被冷血地架构起来并付诸实践。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一人两角皆由我们那年代的巨星费·唐纳薇主演——我们先把这例子摆这儿，稍后可能还会用到它。
这里，在愈来愈以假乱真的现实人生和宛如青山不动的推理小说世界之间，我们便明显看出一道独独对推理小说家不尽公平的裂缝来了。上帝可通过他大能的手令这人如那人，整形医生或化妆品专柜小姐也可通过专业的巧手让这人像那人，惟独推理作家书写的手不可以，不是绝对不行立入禁止，而是我们对他特苛刻特挑剔。这是不是就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推理小说创造出我们这些推理读者来，也同时叫出我们根性中最多疑的成分，因此我们在面对一部推理小说时，总是远比我们扮演一个正常社会公民时更不信任人？还是我们直觉到其中有什么不安的东西还在，并没因为表层的、诉诸视觉单一感官的神奇化妆术真正被解除？